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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要强调的是，这三个例证的大环境中，已经存在商品交换，但即使在这种大的背景下，那些相对封闭、较少接触商品交换、商品交换的发生较为迟缓的地区，人们对财富的态度相对也是超然的。

道德是人性的一种外化，一种社会化，它需要社会的培植、保护。[10]人性有善有恶，这是普遍存在的，如果不奖励善不惩罚恶，或者奖惩得不适度，都不能达到道德和法律应起的作用。

《唐律疏议》中：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，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。[74]其次在法律设置和行使的过程中，立法者或统治阶级昧于自身的利益需要，认为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手段可以任意实现自己的私自目的，这虽然有违立法本意，却也是统治者人性恶的流露，是道的否定性的表现，并未脱离道的轨迹。若贡五得二，科三人之罪。夫世不乏于德，犹岁不绝于春也。夫化之不变，而后威之。

道德与法律的关系，是世界法律史中的大问题，这一问题在中国几千年前就得到重视，最终在中华法系中得以表现。（犯加役流、反逆缘坐流、会赦犹流者，不用此律。此臣主之分定，上下之义明，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心竭任以徇其君矣。

[16]到了1848年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就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明确宣示了他们的政治信仰，在谈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时，有一段诗意但却严峻的描述：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、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。反之，在西方法系中权利的体现更自觉、更侧重、更成体系，道德的体现则显得违拗、微弱。但它所陈述的是平等的概念观，而不是作为放任之自由的概念观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。

关于这一历史进程，更详尽的还可以参见（意）圭多·德·拉吉罗著，（英）R·G·科林伍德英译，杨军译：《欧洲自由主义史》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和人权宣言两节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。这一思想既无历史事实支撑，也被西方学者所批驳，但至今仍大行其道，是因为其迎合了每个人对权力的向往。

[33] 马克思、恩格斯著：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350页。[7]多么崇高的为权利而斗争啊，个人为利益而进行的争夺，终于站上了道德的高地。它们的正常运行，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正常运转。政府必须以关怀——也就是，当成具有感受痛苦与挫折之能力的人类，以及尊重——也就是，当成有能力形成‘该怎样过自己的生活之明智概念观并据以行动的人类对待他们。

我们也提到，中国古人对人性有非常达观的认识，所谓食色，性也。[59]这两重考虑交织在一起，牢固地把重农抑商确定为中国古代长期的国策。德礼为政教本、刑罚为政教用就是在后面这个意义上来理解。然而，资产阶级既然伙同无产阶级攻克了封建主义的堡垒，既然资产阶级光面堂皇的武器就是自由、平等、人权，无产阶级当然也可以拿起这些武器，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。

[30]误区二：认为权利是平等的。孝惠、高后时，为天下初定，复弛商贾之律，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。

他追求自己的利益，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。我们如此推重道德在中华法系中的作用，人们或许会认为大谬不然，请看沈家本辈对中华法系中道德因素的肆意剔除，续看王世杰辈对中华法系中道德因素的嗤之以鼻，再看当代中国法学家对中华法系中道德因素的讳莫如深，几乎无人理睬中华法系的道德内涵，更不要说为中华法系的独特优势喝彩了。

以上两个案例用作道德融入法律的范例是很合式的，殴打父辈作为家庭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而入刑，给予更重的惩罚，已经体现了道德关系在法律中的地位。在当代人的意识中，可以说，财产权—与隐私、自治或参政不同—似乎不是一项内在的有价值的权利。再有，商业只是流通货物，本身并不创造财富，它的繁盛，除了启动人们的逐富之心，还会助长社会的侈靡之风，进而对本业——农业产生不利的影响。[64]使秦法的严酷残暴成为定评。马克思指出按劳分配是不平等的权利并连及其他一切权利，人们或许不爱听，却是事实。真正困难的是，道德纠纷和权利纠纷不时会搅合在一起，这缘于人既是道德主体又是权利主体，个人行为往往既含有道德因素又含有权利因素。

相反，道德却是以对他人利益的关顾、与他人关系的同一为特征的，虽然它也从出于人性，也是人性的外化。[78] （英）迈克尔·曼著，严春松译：《民主的阴暗面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页。

若虚状上表者，从上书诈不实，徒二年。（就由法律来管）后面的所部为其立碑颂者，遣人妄称己善，虚状上表者等，只是长吏辄立碑下的各种表现形式，不用一一分析。

所以我们不把它算作出于人的本性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样的试错对于古人探寻道德怎样与法律融合是必不可少的，籍此才可能有《唐律疏议》这样的结晶问世。

更有杨又用大道来统摄刑礼的……[65]议论纷纷，历数百年，大致形成这样的统一意见：德礼为本，刑罚为用。[6]最后，耶林宣称：我们在此已登上了我们为权利而斗争的理想颠峰。【疏】议曰：官人虽有政迹，而自遣所部立碑，或遣申请者，官人亦依前科罪。[70]有了法律对道德关系中恶的对立的惩治，就能使道德伦理规范不能施其技的违背道德的行为，得到有效的、有针对性的、强制的、权威性的治理，这对于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，保障良好的社会风气，培植积极向善的道德氛围，保持和谐美好的社会关系，是大有帮助的。

[87]道（就人而言）是对人性的认识、遵循、引领、规约。申请于上者，杖一百上减。

此后一直到近代，不管朝代如何更迭，几乎都沿袭这一国策。鉴于以上的考虑，中国自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以来，几千年间对商人对权利都保持忽略甚至打压的态势。

始料不及的是，在所有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，几乎都存在劳动者积极性不高，产品更新换代慢，生产力发展迟缓，社会有效供给不足，人民生活水平少有提高等问题。它绝对不能认为，有些公民有权获得更多，因为他们值得更多的关怀，而据以不平等地分配利益和机会。

如果说道德与法律各司其职，道德归道德，法律归法律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互不参与，那么秦法中体现出的那些暴戾如何消除呢？或者说既然已经确定了德主刑辅，确定了德礼为本、刑罚为用，就不用纠缠法律中的暴力倾向了。惩秦法之弊，自汉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着如何去除法律的戾气，探索真正的治国之道，让国家得以正常运转。认为法律只是为了保护权利，甚至法律就是权利，而道德与权利又是具有对立性的，这样的法律怎么能让道德融入（奥斯丁、哈特之流就认为法律无须道德，甚至认为道德阻碍了权利的实现）。[81] 庞德说：上世纪法学著作的三大主题是：法律的性质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，以及法律史的解释。

另一重考虑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，有一段重德轻利的议论颇有代表性：窃闻治人之道，防淫佚之原，广道德之端，抑末利而开仁义，毋示以利，然后教化可兴，而风俗可移也。第一项是受平等对待的权利，也就是，分配到相同于任何他人所享有或获得之利益或机会的权利。

能穷乐之极矣，贤明之主也，可不察焉。今夷人慕义远来，乃侵其利，所得几何，而亏辱大体多矣。

也许一个人基于利益，另一个人出于所遭遇侵权的痛楚，第三个人因为权利的理念，被召唤上角斗场，他们都对这一共同事业援之以手：维护反抗任意妄为的权利。[35] 马克思、恩格斯著：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第二十三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832页。